日本帝国主义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施行野蛮残酷、恶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山东是深受这一罪恶政策之害的代表性地区之一。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在前一部分集中揭露了日军在山东血腥屠杀的情况，实际上杀光、烧光、抢光三者在日军的所谓“扫荡”、“讨伐”、“治安战”中是同时进行的。正如细川中康师团（细川后为驻山东的第12军团司令官）长岛勤旅团独立步兵第111大队的指挥班长种村回忆在鲁中作战时所说的：“我的中队……见人就杀，见村就抢，到处破坏。”同一旅团的第110大队的一中队的分队长石田干雄谈及在胶东福山县境内的“讨伐”时说：“比战斗更重要的是践踏所到之处的农家，杀掉牛、猪、鸡，把凳子或农具一一有时连棺材也当做劈柴。搜罗油和面粉烹调成‘野战饭菜’来吃，这就是所谓的‘讨伐’。‘如果去讨伐，酒和女人都会有的，赌博的资本也有了，但别把性命丢了。这就是讨伐”这是老兵们的口头禅。老百姓说：“鬼子轻的不拿鸿毛，重的不拿碾砣，凡是值钱有用的东西，没有不抢的。”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烧不净或来不及烧的食物、粮食就拉上屎、尿；有得还加以搅拌。更有甚者，日军在掖县下胥村一家面团上撒尿，还强迫这家立即做熟吃下去，说：“皇军好好的，你的米西米西的！”1930年元宵节（2月14日）下午3-5时，日军在泰安山阳村仅两个小时就杀死、烧死该村72人，烧毁房屋3080间，占全村房屋总数的70%，粮食50余万斤，大小车400多辆，同时烧死大牲畜1051头，猪羊3500多只。同年同月的17日，一股日军血洗青州田庄，途径金家楼子村，将房屋、草垛点上火，近200户人家的村庄，除散居北山台子的几户外，全部烧光。日军攻陷临沂城后，一边屠杀，一边大肆放火焚城，大水持续燃烧了一个星期，烧毁房屋不下一万间，其余各种财物被烧毁者不计其数。1938年6月1日，日军将泗水县东南的太平庄房舍全部点燃，共烧毁房屋1300多间，烧死耕牛和驴160余头，猪羊3800余只，粮食200余万斤。刚收获的小麦，全部变为炭灰。平均每户损失6间房屋、万余斤粮食、近一头大牲畜、十七八只猪羊；农具、家具和衣服，全部和房屋一起化为灰烬。该村200余户人家，原来相当富庶，地肥粮丰，副业兴旺（日产绿豆淀粉1500斤），虽然村民们在日军进村前绝大多数外逃避难，因而人员被杀害者不多，但由于一场大火，使人们失去了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当时因惊吓和饥饿而死的达90余人，存活下来的也多背井离乡。1942年的荣成县崂山惨案中，日军抢劫粮食60多万斤，毁坏农具8500多件，烧毁门窗12000多副；宰杀大牲畜1500多头，其他被抢被毁物资难以计数。有小济南之称的沂水县东里店村（今属沂源县）。1939年6月7日遭到日军几十架飞机的轰炸，人员被炸死300多名，房屋被炸毁烧毁4000多间。同年8月，日军对梁山脚下十几个村庄的“扫荡”中，杀人抢劫后，又逐村放火，仅房屋就烧毁7869间。同年9月1日，大运河上的四大码头之一的南阳镇，一个大村镇就被烧毁房屋5567间，这颗南阳湖上的明珠，顿时化为一片废墟。1944年9月初，日军放火烧了荣城县靖海区沙窝、王门等6个村子，近百户的中北河村烧得只剩下两幢房屋。1945年2月，日军洗劫泗水县戈山厂村，除杀害96人、受伤致残者132人外，烧毁房屋2100多间，占全村房屋的98%以上，烧死牛羊猪牛等大牲口和家畜2000余头只；粮食、衣物、农具等也毁于大火。有许多村子多次遭日军洗劫，房子烧了再盖，盖了又烧，以致有些村民被逼得变成20世纪的“山顶洞人”。从1940年到1944年5月，黄县（今龙口市）黄城阳村被日军蹂躏8次，该村娄厚堂等6户村民只得逃到山洞里勉强存活，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被人民政府接回村子。益都县一百来户的长秋村，房屋被日军反复焚烧达18次之多。
所有这些烧杀劫掠的暴行，既是根据高层的指示，也是在军官们的直接具体指挥下进行的。原日军独立混成第10旅团步兵第43大队下士铃木良雄回忆该部1941年6月毁灭茶叶口村时是这样写的：正在早晨的炊烟袅袅，枝头的小鸟歌唱，主妇们准备好早饭，正招呼孩子们回家吃饭的时候，大队长山内静雄中佐突然下令：“扫荡村庄，放火！”部队在他指挥下，迅即冲入村内，“和平宁静的村庄……立刻变成一片火海。噼噼啪啪的燃烧声、杀人的枪声、妇女儿童哭天唤地的求救声，使周围的山林都颤抖起来，美丽恬谧的村庄转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100多户人家的村庄，烧得连一间房子也不剩，没来得及跑的妇女、儿童、老人、病人，有数十人被烈火烧死或被日本兵刺死。房屋被烧毁，一切可燃的东西都烧尽了，剩下的只有土墙、石壁。村子里连个人影也看不到了。山内中佐看到村里已经化为一片废墟，像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下令继续前进。队伍走了半里多路，看到500米外半山腰上的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村子，山内中佐也不放过，马上下令：你们这些新兵，去几个人把那个村子烧掉！于是又一个村子消失了。”铃木最后总结道：“这样的事情，在日军到过的地方，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日军的纵火焚烧很绝，有风时，借风势；无风时，先从村子中间点火，使之向周围燃烧，一户不漏。其抢劫掠夺也很绝。日军有的部队嫌逐村逐户地抢掠既费时间又麻烦，竟挖苦心思地想出了“轰集”的毒计。据炮手宫崎敏夫回忆，1945年阴历除夕，日军第59师团54旅团109步兵大队450人，住在距齐河县数公里的一个小村子。中队长北见中卫为了尽快抢到除夕会餐的酒肉食品等年货，便命令宫崎向约800米外的齐河城外的大集开炮。宫崎报告（大炮瞄准器的）圆心出现了一个老婆子还有一个孩子。这意味着只要开炮就会命中这一老一少。指挥官却说：“没关系，宫崎，打！”“咕咚一响”，炮弹落处，果然炸死了那位母亲。炮弹爆炸的轰隆声、步枪子弹的嗖嗖声，一下子轰散了大集，赶集的人们丢下东西，潮水般逃向城内。日军士兵们“像野狗一样在集市到处搜寻，把饺子塞满了嘴，把烧饼扔进布袋里”，“肉、菜、年糕扔进大筐”，“烤整鸡、油炸食物……柿子、梨”等等，堆得老高。数百名兽兵的除夕会餐丰盛之极，而这一代至少方圆十几里的村庄的许多老百姓则只有向对唏嘘饮泣而已。
日军的烧杀抢掠造成了及其严重的后果，第59师团110大队在山东省渤海湾沿岸驻了一个月，临调离时，中队长白井中尉对上等兵富岛健司说：“（你看）怎么样？（这一带）至少要荒废10年了！哈哈……”。实际上，就山东省而言，渤海湾一带还不是三光政策破坏最严重的地方，更严重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无人区”。我们从胶东、鲁西、鲁中各举一个例子，看看那里的悲惨情况。
经过1941年日军五万多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和1942年15000余人的“拉网合围大扫荡”之后，鲁中的鲁山山区已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日伪军在临朐、沂水、沂源、博山四县边联处，制造了一个方圆近百里的“无人区”。仅距临朐县九山、米山两个区的调查：当时死亡的有8627人，逃亡的17532人。全家死绝的417户。逃亡、死亡数占原有人口总数的80%以上。鲁山一带的42个村庄，只剩下200多人。200多户的黑峪村，只剩下三户。到处是断垣残壁，乌鸦啄食人们的尸体，野狼占据了村落的庭院。劫后余生的少数人也被饥饿和疟疾、回归热等流行病折磨得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中年妇女秃了顶，孩子们瘦的直不起脖子，连站都站不起来。博山、临朐、沂水、蒙阴一带出现了空前严重的饥馑，出现了卖孩子、卖妇女的现象，一名青年妇女只卖三十斤粮食。人口大量死亡，起初死的尚能得到掩埋，后来死的只有人用席片盖一下，最后死的就没人管了。尸体被野兽、凶禽吃掉，或任其腐烂。房基上长出了榆树，院子里的蒿草有的一棵十几斤重，一仗多高，数十里不见人影、炊烟，简直到了荒蛮时代。
胶东海阳县的盆子山“无人区”也比较典型。从1945年阴历五月初九开始的104天里，日军在山口、野田、白冈、横崎等部3000余人，对长50余华里的盆子山区的60多个村庄，实行疯狂的反复“扫荡”。当时这一带几乎每口井、每个湾里都有死人。索格庄村前有两丈多深的一口水井填满了尸体，日久腐烂，井水变成了奇臭逼人的浓稠的人肉浆汤。该村有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或被日军拆了修碉堡，所有家里什物都被抢光、烧光、破坏光。李格庄、东西野口、孙家夼、小纪、夼儿等十几个村庄全是一片瓦砾。直到抗战胜利，幸存的人们才从外乡陆续返回，他么连自己的家园几乎不能辨认：田野里蒿草疯长，一片荒芜；井湾、街巷、屋框、烂草堆，无处不有腐烂的尸骨。院子里蒿草没腰，残存的破屋框成了蛤蟆、蚰蜒和蛇类的天下。有些家在院子里种的玉瓜爬到屋里炕上结上了瓜，有些家逃离之前在炕上畦育的地瓜芽已经爬到院子里。荒凉破败，令人酸鼻。自1942年日伪顽在鲁西冠县、堂邑边区制造了一个方圆六七十里的“无人区”，景象之惨令人惊心动魄，起初老百姓还能以树叶、树皮延续生命，后来“掘鼠罗雀”，最后数十里断绝炊烟。少数苟延残喘的人，命如游丝，随时都会断气。个别勉强可以挣扎活动的人也面如刀削，脸色蜡黄，脖颈细长，眼珠突出的似乎要掉出来，腿如柴棍，风来欲倒，即使青壮年，行走时也要靠拐棍支撑，一步挪不了半尺，有时为了喘口气歇息一下，就昏睡过去，永远不再醒来。有的走不好，一个踉跄摔倒就再也不能起来。井边、路旁、屋角、草丛，随处可见饿殍，尸体暴露，无人掩埋。冠县烟庄村民夏伍德，饿到极点，为求速死，想用镰刀隔断自己的喉管，可是割到一半，就再也没劲割下去了，只得半死不活地躺在野地里。天黑之后，竟被饿红了眼的张XX拖回去，剥了皮，煮熟充饥。这种饿得吃人肉的情况在无人区绝非个别现象。据冠堂无人区中心桑阿镇一带32个村子的调查，1942年前后，单是饿死的人就达11000口之多。无人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其他地区也好不了多少。那些劫后的幸存者们被日军剥夺了起码的生活条件。第59师团的主力，独立混成第10旅团旅团长河田捷太郎少将对其部下的命令在，在日军中是有代表性的，他命令所部“扫荡”村庄时，“一头家畜，一粒粮食都不留，要叫他们再不能活下去，把家具、锅盆、锄锨全部破坏干净！”在日军的蹂躏下，农民们没有农具、牲畜、种子，做饭缺少锅碗瓢盆。高苑等县的许多村庄五六家甚至七八家共用一个锅，费县等县的一些地方，十家共用一把菜刀，许多农户，每人平均不到一个碗。更何况即使出了庄稼，日伪军或提前抢收抢割，或农民收打后，强征硬抢，不交就有生命危险，交上就所剩无几，甚至还不够日军征收的数额。
如果说，由于日军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暴行造成了无人区，那毕竟还要逐村逐户地进行，形成无人区还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日军更毒辣、更彻底、更快捷地灭绝平民、剥夺百姓生活条件的手段是人为地制造大面积的水灾。1943年8月间，由于连降大雨，卫河水迅速上涨，直接威胁日军所占据的德县和津浦铁路的安全，为了保住德县，特别是保证通过津浦线源源不断地掠夺“（山东）博山、淄川、华丰、新泰的煤、金领镇的铁、南定的铝矾土和油母页岩等地下资源，以及号称‘谷仓’的山东省的农产品……更多地掠夺中国地上的和地下的资源”，为了“淹掉一大片解放区，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起消灭掉”（引号内为水灾制造者之一难波博的话，本自然段均同）。德县、临清日军根据第12军59师团的决定，在馆陶尖冢镇及临清旧城门附近的左岸决溃大堤，把洪水引向鲁冀边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附近村民哀求决堤的日本兵住手，立即被寇兵用圆锨砍倒，“小岛（少尉）野兽般地吼叫着：‘走开，谁要是捣乱，统统枪毙！’”洪水从最初两米宽迅速扩大到4米、20米、50米、150米宽的大决口，向着地势低洼的左岸地区倾泻而下，“在旧城门玩耍的5名儿童，呼唤着妈妈，被洪水吞噬”，“田地里待收割的谷子已经看不到了。从各村跑出来的一群群背着行李包裹的老人、妇女、儿童，被洪水追逐地走投无路，最后被大水吞没。爬到树上去的那些人，也下不来了。一些在田地里干活的年轻人……被淹死了。老人和孩子们受害的就更多了。”只有泡在水中房子的屋顶上，传来“悲痛欲绝的哭叫声”。洪水之大、流速之快，使人们根本无法逃避，连驻武城二十里铺等地的日军分遣队也全部被洪水淹死，一般民众可想而知。仅临清、清河一带就被淹没了数百亩良田。“大水袭击了馆陶、临清、曲集（原文如此）、丘县、武城、清河、威县等7个县，使一百多万无辜的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富饶、美丽的卫河左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正如经中国战犯管理所教育，觉悟提高以后的难波博所说：“这是决不能饶恕的、惨无人道的罪行！”（赵延庆）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