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作者：于景志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

听祖辈们闲谈，父亲年轻时是个浑身是胆的调皮鬼，那些藏在战火岁月里的趣事，至今想来仍让人忍俊不禁，又暗自佩服。台儿庄大战打响那年，父亲才八、九岁，日军飞机对城区狂轰滥炸，我家门口的大汪塘被炸弹震得水花四溅，许多鱼翻着肚皮浮在水面。父亲哪顾得上害怕，抄起木盆就往塘边跑，蹲在水边专心致志地捞鱼。岸上，一位叫张文成的爷爷急得直喊：“小爹，你快上来！别引来飞机炸咱们！”可父亲头也不抬，手里忙着捞鱼，嘴里含糊应着，直到捞了小半盆才乐呵呵地跑上岸，那份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机灵劲儿，成了长辈们念叨多年的谈资。

更让人难忘的是碾庄子战役歼灭黄百韬兵团时，战火纷飞中，祖父带着父亲和乡亲们往前线送生活物资，父子俩各担着一副沉甸甸的挑子，一步步朝着炮火最烈的方向赶。途中要过一座铁路桥，桥面上的枕木早已被战火挖空，只剩下两条平行的钢轨孤零零地架在半空，底下是很深的沟壑。父亲放下挑子，打量了一眼钢轨，二话不说抬脚就上，踩着窄窄的钢轨稳稳当当走了过去。可祖父望着光秃秃的钢轨，试了好几次都没敢迈步，面露犹豫。父亲站在桥那头喊：“爹，你怕啥？火车那么沉都能过来，你这挑子还能比火车重？”祖父被他一激，咬咬牙顺着钢轨慢慢挪动，终究是在父亲的鼓励下过了桥。那份少年时的沉着果敢，早已悄悄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淮海战役期间，父亲虽未及弱冠，却已跟着乡亲们多次支前，要么像这样担着挑子运送物资，要么推着独轮车输送弹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边缘，也曾亲手掩埋过牺牲战士的遗体。那些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冰冷的战场上，他们的忠魂与热血，在父亲心中埋下了对“守护”与“责任”的深刻认知，也为多年后他执意参军埋下了伏笔。

1953年春，朝鲜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边打边谈的僵局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酝酿夏季攻势，誓以铁血军威逼迫美军在停战协议上落笔。彼时，国内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席卷城乡，热血儿女争相奔赴前线。为筑牢胜利根基，国防部下达春季征兵令，父亲与顺河乡的一群青年一道，怀揣着当年支前时埋下的家国大义，毅然报名应征，渴望奔赴朝鲜战场，投身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按征兵章程，父亲本无入伍资格——他是家中独子，且已娶妻生子，彼时我已一岁有余。后来听他的老战友回忆，验兵当日，父亲软磨硬泡，执着得令人动容。面对“独子不宜参军”的规定，他坦言“家中有姐姐照料父母，近在咫尺无需牵挂”；谈及已婚有子的现状，他更是决绝：“婚可离，子可托，保家卫国刻不容缓！”负责征兵的石新泉、贾友真两位同志被他的赤诚打动，又与武装部领导反复协商，最终破格批准他入伍。父亲成了于家第一位革命军人，消息传开，邻里无不引以为傲，称赞这是顺河乡的荣光。

1956年父亲复员前，我四岁多的时候，曾随母亲、弟弟前往他驻守的军营。部队驻扎在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县的一座海岛上，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站在礁石上远眺，便能望见异国的海岸线。岛上的日子，官兵们每日出海巡逻，营区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回荡在碧海蓝天之间。训练场上，手势、旗语、队列操练一丝不苟，他们虽未踏上朝鲜战场，却始终以实战标准磨砺本领。童年记忆里最鲜活的片段，莫过于开饭时的光景——总有几位叔叔端来硕大的橘红色对虾，细心掐头去尾剥去外壳，蘸着香醋递到我手中，两三只便能让我吃得酣畅淋漓。那鲜美的滋味，穿越七十余载光阴，至今仍清晰萦绕在舌尖。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父亲与战友们终究未能踏上朝鲜战场，这成了他们毕生的遗憾。复员后，老战友们常相邀登门，围坐一堂畅谈往昔。我总是乖巧地喊着“大爷”“叔叔”，静静聆听他们的话语。话题总离不开那场未能参与的战争，言语间既有怅然，也有释然：“征兵时满心想着抗美援朝打仗，没想到在海岛上守了几年”“若是真上了战场，说不定也能成为英雄”“或许，我们早已牺牲在异国他乡，家里该挂上烈士证了”。谈笑间，有遗憾，有豪情，更有对保家卫国使命的坚定认同。他们也常讲起部队里的轶事趣闻，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王叔的故事：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部队训练时连长下达“卧倒”口令，唯有王叔兀自站立不动。连长追问缘由，他指着脚下的一汪积水笑道：“我怕湿了衣服。”连长严肃斥责“命令如山倒”，他却朗声回应：“报告连长，山倒我不倒！”引得战友们哄堂大笑。后来王叔坦言，并非故意抗命，实在是盼着奔赴朝鲜战场的心愿落空，训练时难免心绪不宁。没想到连长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称赞他“消极因素中藏着积极因素”，那份保家卫国的热情难能可贵。我上一年级那年，张叔叔特意登门，送了我一支金星牌钢笔。我珍爱不已，上学时从未舍得轻易使用。1970年冬，我应征入伍，正是带着这支承载着父辈期许的钢笔，踏上了属于自己的军旅之路，书写人生的新篇章。

岁月流转，老战友们的相聚渐渐稀疏，但同住一村的几位仍常来往。苏叔是我们的近邻，复员后分配到枣庄煤矿；父亲被分到山家林煤矿；王兆军叔为照料年迈父母，放弃了工作机会，留在农村投身农业生产。机缘巧合的是，1964年分队时，我们家与王叔家分到了同一个生产队。后来学校停课，我也参加生产队劳动，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位可敬的长辈。王叔是生产队的记工员，大公无私，主持公道，对集体事务尽心尽力，村里人送他外号“阎王”，看似严厉，实则心肠滚烫，助人为乐是出了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大多是草房，每年秋后都有“压屋”的习俗——和上黏稠的泥巴，将屋脊、屋爪重新泥一遍，以防冬日狂风刮跑屋草。每到这时，王叔总是最忙碌的，上午帮西家，下午助东家，常常干完活便默默离去，连一口热饭都不肯吃。他更是农业生产的行家里手，耕、耙、耩、锄样样精通。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愈发忙碌，尤其是种豆种麦的时节，摇耧播种是技术活，乡亲们纷纷请他帮忙，他总是有求必应，整日在田埂间奔波，直到家家户户的种子都播撒完毕，才肯歇一歇。“阎王”“大好人”“大忙人”，这些称呼里，满是乡亲们对他的敬重与爱戴。父亲病故那年，王叔与苏叔专程赶来参加安葬仪式，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面对棺木痛哭流涕，执意在灵前磕了头。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战友情谊，深沉而厚重，让我动容不已。有一次，我忍不住问王叔：“父亲和苏叔都有退休金，您有没有什么补助？”他摆摆手，坦然说道：“孩子，我有地可种，儿女们都有出息，吃穿不愁，哪能再给国家添麻烦、增负担？”我劝他：“荣誉总得要啊。”后来，我与他的儿子——台儿庄区收藏家协会会长王秀金一同前往区武装部，查阅复员军人档案，又到民政部门奔走，终于为他办理了农村复员军人补助。这代军人，虽未踏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却都荣获了铸有和平鸽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纪念章。这枚勋章，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荣耀，更是我们子孙后代永远的骄傲与自豪。

如今，王叔、苏叔也相继离开了我们。按照农村的风俗，在他们的悼念活动中，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九叩大礼。这深深的叩拜，既是对长辈的送别，更是对老一代军人赤胆忠心、家国情怀的崇高敬意。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藏着最朴素的坚守与真情；他们的情谊，历经岁月冲刷，愈发醇厚绵长。那些战火中成长的过往，那些军营里结下的情谊，那些岁月里坚守的品格，如同夜空中的星辰，永远照亮着后人前行的道路，也永远镌刻在我们家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

（古城台儿庄网社教部编辑）